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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锡满 若有来世再报恩——纪念我的三个母亲
编辑:上海台州商会  来源:上海台州商会  日期: 2011-8-12
   天台山国清寺有一座供奉妙法莲华经的藏经塔,那是日本佛教日莲宗为祖庭修建的。塔身刻着赵朴初先生的题字:知恩报恩。我不信佛教,但对佛家思想十分认同,赵老的知恩报恩既刻在塔上,也刻在我的心里。
  知恩、报恩,应该是人生最起码的道德。老人结草,黄雀衔杯,韩信报漂母一粥之恩,李密为祖母恳辞帝命,这些都是千古佳话,我一直奉为楷模。我的座右铭是:“你助我一根火柴,我报你一个太阳。你助我一滴水珠,我报你一个海洋。”当然,以太阳之热量、海洋之能量回报赐恩是不可能的,但以太阳之热情、海洋的心境对待恩人,却是我一直践行着的。
  但是令我时时刻刻缠绕于心的,是大恩未报,而且没有机会再报,这是我终生的遗憾,永恒的痛苦。
  不能再报的大恩是母恩、师恩、岳母恩。
  我一生有三位恩重如山的母亲:生母、师母和岳母。
  我出生在浙江省天台县螺溪村,家里十分贫苦。父亲丁吉美,母亲徐仙桃。父亲除了种田,还要出门做苦力。天台离宁波有300华里的路,宁波人的繁重劳动,是我们天台人去做的。天台有个小业主陈孝凑,在宁波开了一家豆腐店,我父亲受雇为他磨豆腐。晚上把黄豆浸下去,半夜起来推磨,天亮做出豆腐,又要挑着豆腐担出去叫卖。全部生活都是我父亲一人独做。陈孝凑虽是我父亲的朋友,但在金钱面前,是没有朋友的。这个贼子完全把我父亲当作奴隶。常年给他当牛做马,不但无钱寄回家养家活口,连积劳成疾得了重病,回家的盘缠也没有。父亲从宁波带病回家不久,就于1949年5月去世。这时我家上有六十多岁的祖母,下有九岁的弟弟,全靠三十九岁的母亲和十五岁的我挑起家庭的重担。
  那时我家种着四亩租田。所谓租田,就是一年的收成有一半要交给土地的主人。我这个孤儿寡母,一缺劳力,二缺肥料,种的庄稼“面黄肌瘦”,淹没在草丛之中,收成的一半交了租,还能剩下多少!米、麦只在收割季节和春节时能吃到,平常就靠山芋、南瓜、麸皮、山芋藤、南瓜为食。有一次,母亲拖着我走十五里路到一个远房亲戚家借粮。人家知道我们还不起,谁肯借呢?结果只借到几升蛀成空壳的玉米。
  父亲在世时,妇女是不下地干活的。父亲去世了,母亲只好从头学起,带着我一起种田。母亲小时缠过足,缠了一半又放了,两足半大半小。这双没有完全发育的脚要下田劳动,该是多么艰难。我们还要挑粪呢。她也挑不动,我也挑不动。于是两人扛一只粪桶,怎么走路呀?于是扛扛歇歇,歇歇扛扛。母亲为了减轻我的负担,停歇后总是把粪桶的绳子拉近她的肩头。我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,又把绳子拉近我这一边。于是母子二人拉来拉去抢着绳子。我们还要到二十里路以外的山上砍柴。我力气小,只能挑三四十斤。母亲力气比我大不了多少。但她总是把自己的柴担挑到前面放下,又回过头来接过我的柴担替我挑走。一个小脚放大、只穿35码鞋子的妇女,要在崎岖窄滑的山路上挑着沉重的柴担下山,这种艰难的人生道路实在不堪回首!若是没有我和弟弟的拖累,她还可以再嫁。但是她要养育两个年幼的儿子,还要供我读书。
  我就这样半耕半读直到1955年高中毕业。这期间我没有买过钢笔,没有买过圆规和直尺。就是到了复旦大学,也是用三分钱的铁皮笔尖扎在竹竿上的蘸水笔,捧着一瓶墨水到课堂听课的。上个世纪50年代,我们农村照明用的是灯盏,两根灯草,一匙芯油,烧夜饭的时候点一下,做功课是不能用灯的。西汉的匡衡苦读时还可凿壁借光,我的邻居也是穷人,凿壁也难以借光。晋朝的孙康和车胤有映雪囊萤的故事,我无法效仿,因为我家不常下雪,也抓不到萤火虫,但是我利用月光读书却是有的。想想如今的母亲,开着汽车送儿子上幼儿园,拿着蛋糕、饮料等在学校门口接儿子放学。二十岁的大姑娘不会烧饭做菜洗衣服,全由母亲包干。多么幸福啊!这是一种母爱。我没有享受过这种母爱。我得到的母爱是母亲把重担的绳子拉往她那一头,减轻我肩头的压力。我以为,这种含辛茹苦的母爱要比锦衣玉食的母爱珍贵。
  母亲为我守寡,母亲为我劳作,母亲为我挨饿,母亲为我痛苦。母亲一生的付出,全是为了我。我多么想报答母亲的大恩呀。但是没有机会。从1958年到1978年这二十年中,我的工资从三十五元加到六十五元,要分别寄给妻子、师母、母亲三处,母亲得到的,只有十元一月。以后工资加到八十元,想把母亲接到上海来住,又因住房太小,十八平方住着岳母、妻子和三个儿子,我的母亲难以容身。以后增配了房子,我让母亲单独一人住在一个七平方的亭子间里,我每天中午从解放日报的食堂买了菜,送到母亲住处,想让她享几天福,吃几天像解放日报普通职工一样的饭菜,这对她来说,应该是一辈子生活的顶峰。可是我白费心机。凡我买去的菜,她从来不吃。她每天就买一角钱的豆腐,放一点盐,分三次过泡饭。天天如此。我买的菜,放在橱子里腐烂。她肯定这样想:你买的菜我让它烂掉,让你来倒掉,你总不会再买了吧。她为什么这样想,直到现在,我还百思不得其解。我在母亲活着时的最大愿望,是她能接受我一天的孝心,哪怕过一天上海里弄老妈妈那样的生活水平,我在心灵上也有一点安慰。但她从来不。无力尽孝没有办法。现在有条件尽孝,又不被接受。实在没有办法,只好把她送回老家和弟弟生活在一起。我大概命中注定是个不孝之子。不但母亲活着时没享过我一天福气,连死别之时送终的机会也给错过。1996年春天母亲病重之时,我因全国记协指派我率团访问阿根廷和巴西,临时无法换人,只好跪别老母,硬着心肠出国。访问完阿根廷,到了巴西,一夜梦中惊醒,似闻母亲唤我。早起打电话回国,得知母亲真的于昨日去世。我不但没有在身边送终,连披麻戴孝父亲送殡也不可能!我没有别的,只有一个人在房内面向东方,长跪不起,请西去的母亲原谅我的不孝。
  我的父亲于1949年春天病逝。春节前夕,我以榜上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天台中学,享受公费生待遇。所谓公费,只是免缴学费,杂费还是要缴的:一斗三升米,合二十斤。我哪来二十斤米呢?父亲已经病危,祖母卧病在床,弟弟还只有九岁,全家都在挨饿,哪里有钱上学?我看着红榜头名自己的名字,黯然咽泪,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,以十五岁的年龄与母亲分摊家庭的重担。
  这时出了一个救星,小学教师邱定。他听说“头名秀才”因缴不起杂费没到学校报到,就代我缴了一斗三升米,还撺掇中学校长曹长风送给我六本一年级课本。这样我就去报到了。这是1949年春天。可是祸不单行,几个月之内,父亲、祖母相继去世。半年内负担了两次丧事,只留下孤儿寡母三人,连活命都难,怎么还能读书呢!只好辍学。天台解放以后,县文教科科长王大汉先生听说有一个读书很好的小孩休学在家,就叫我继续去读,还给我每月五角的助学金。于是我就半农半读,早晚在家种田,白天走五里路到学校读书,直到高中毕业,都是如此。此中艰苦,言之不尽。好在有个邱定老师和袁秀云师母。
  邱定老师是小学教师,四十多岁了,还无儿无女,特别喜欢小孩。他们的微薄收入,都用来资助贫穷的学生,喜欢小孩子认他们为干爹、干娘,每年总有一两个乡下穷学生在他们家寄住。我虽受他们的恩,但不愿叫干爹、干娘,直叫邱先生、阿姨。口虽不叫,我们的关系还如同父子、母子一般。阿姨多么希望我能叫她一声妈啊。我不叫她,她就叫我“儿呀”。我从中学到大学的十年之中,所有的鞋子都是阿姨一针一线做给我的,都来不及穿。我真的很感动。有一次,我从复旦大学写信给阿姨说: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。”这下阿姨可高兴了,我称她慈母了,她把我的信到处给别人看,还贴在房间的墙壁上。
  这样一对好人,可惜没有好命。只因邱先生在国共合作的抗战时期当过国民党的支部书记,50年代末期被“清洗”出教师队伍,为生产队放牛拿公分。这么一个老弱书生,放牛的工分怎么活得下去!他们一世为善,赞助过多少穷学生?在他们穷愁潦倒的时候,又有谁回报过他呢?我虽有报恩之心,但没有报恩之力。那是我已经到解放日报工作了,每月工资五十五元,又要在上海生活,又要回乡探亲,又要分别寄给乡下的妻子、老母、老师三处,每家得到的只有十元、五元不等。所以当年老患肺病的恩师写信给我想买点冬虫夏草,我竟没能如愿。恩师待我十年恩,我却未报一次情。以后阿姨又不幸被邻居楼上掉落的砖头击中头顶致死。可怜两个好人,都未能善终,我也未能尽孝。我只有在每年清明,跪在恩师、师母的墓前,祝福他们在天之灵安息,别的又能做什么呢?我一直耿耿于心,受恩未报,欠债不还!我平生少梦。若有梦,只有三个梦境:一是生父从宁波做苦力回家了。二是在溪滩上拾鸭蛋,拾到的鸭蛋变成了粉笔。三是恩师、师母还活着,我到他们家去找,却又没找到。连梦中都难以寻觅!我多么想他们活过来,让我尽一天孝心啊!
  师母和恩师为了使我不离故土之根,不忘天台之本,一直努力给我在天台寻找对象,终于找到了也在他们家暂时住过的天台中学学生王柳媚。王柳媚的母亲吕杏梅是个干部,虽然文化不高,但因天台解放前夕就参加革命工作,因此做到了县妇联主任,文化革“命”时被作为走资派打倒。我在天台是个有点名气的“秀才”,这时又在解放日报当编辑,岳母一看便中,我和王柳媚于1961年春节结婚。
  俗话说:“丈母娘看女婿,越看越中意。”那确实如此。岳母待我之好,胜过对她儿子王宗希。婚后我两地分居,每逢春节回乡探亲,岳母见我到了犹如“天上跌落佛”。这是天台土话,也就是“天上掉下个林妹妹”的意思。那时全国人都在挨饿。岳父王祖传喜酒,每天总要买半斤黄酒。没有下酒菜,就以咸菜过酒。但岳母每顿都给我一人开小灶,他儿子都没得吃,天天如此,年年如此。我去时,岳父岳母、妻子到五里之遥的车站接。我回来时,他们摸黑挑着行李送我到车站。农村人总是重男轻女的。岳母却待女如男,而且超过儿子。她立了分书,把家中房屋给儿子和女儿各一半。
  上个世纪80年代初,妻子调进上海,岳母随女而居。那时不正之风还未形成,我虽然在市委宣传部工作,还没有什么特权,居住、生活条件都很差。但比起我们乡下天台,上海的生活毕竟好多了,所以岳母总是与我们住在一起。按理,我应当侍奉岳母安度晚年,只因自己生母仍在乡下受苦,我心里有“鹊巢鸠占”之思,对岳母不那么顺眼。现在岳母已去世多年,想想她在十年中为我做家务之苦,我是应该恭恭敬敬,又孝又顺使她称心的。但她总觉得不称心,现在她已远逝,我就是要想补偿孝心,也无法弥补,只能是永远地遗憾了。
  人到垂暮之年,不免要回首往事,检点人生。我虽然没做过值得一提的大事和好事,也没有做过坏事和恶事,没有对不起别的人,就是对不起三个母亲。生前没有尽孝,现在就是子规啼血,她们能听到我的忏悔么?现在就是年年跪在她们的墓前,摆上祭品,点上蜡烛,她们能够前来享受供祭么?我多么想他们能活过来,让我补上一天的孝心,哪怕在梦中向她们说一声“对不起”也好呀。古有结草衔环之说,我有来世报恩之思。我知道没有来世,但我希望有来世。母亲、岳母、师母:若有来世,定报大恩!
    <<<选自丁锡满著作《走笔大千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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